西晋完成统一后，镇守荆襄的杜预并未因局势暂时安定而松懈。传世记载称，他继续训练军队、整修城防，同时兴修水利、厘定田界，并改善通往零陵、桂阳一带的水路交通。这些举措兼顾防务、农田和运输，因而受到当地百姓称许。杜预虽不以骑射见长，却长于谋划和统筹；晚年又专注经学，撰有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。太康五年，即公元284年，杜预去世，终年六十四岁，后获追赠并谥为“成”。
与这一时期相关的诸葛靓故事，则呈现了易代之际个人情义、家仇与政治选择之间的冲突。诸葛靓为诸葛诞之子，诸葛诞兵败后留居江东；吴亡以后，他与晋武帝司马炎相见及拒绝出仕的情节，在后世叙事中颇为著名。不过，相关细节在不同记述之间可能存在差异，任命者、官职表述及具体对话均应与正史、编年材料互校，不宜仅凭轶事确定事实。
这类历史人物材料能够补充家族所处时代的政治与社会背景，但杜氏、诸葛氏人物的经历，与百氏世系并无自然对应关系。姓氏相同尚且未必同宗，姓氏不同的人物故事更不能直接用作祖源证明。将“百”字、“百姓”等普通词义，与百氏姓族混为一谈，也容易造成错误联结。
宗脉现有姓氏资料将百氏列为多源流姓氏，其形成可能涉及地名、官职以及地方支派等不同说法；清河堂为已见堂号，清河、平原、河南为相关郡望记录，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河北、山东等地可见百氏分布。上述信息适合作为检索方向，不能据此认定各地百氏共享同一始祖，也不能仅凭堂号或郡望接续世系。
百氏家庭开展寻根时，可先从近三至五代建立可核查的人物表，记录姓名、字辈、出生与卒葬地点、婚姻、迁居地及亲属关系。随后利用在线家谱对照谱名、修谱年代、编修者和散居地，并在地方志库中查找保甲、户籍、人物、祠庙、学校及迁徙记录。家中契约、墓碑、神主、老照片和口述回忆，也可整理为家族回忆录，但应注明讲述者、记录时间和存疑之处。只有当多类材料能够相互印证时，才宜谨慎提出某一支百氏的迁徙路线与世系判断。